2020年,内外部形势复杂多变,风险和机遇同时存在。我国纺织产业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行业发展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休戚相关。那么,2020年,经济形势到底应该怎么看?在这种形势下,实体经济应该如何通过创新做大做强?各地又将如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些都是纺织人关心的“大问题”。
问题一
2020年宏观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2020年,经济形势到底应该怎么看?在近日由经济日报社主办的“2020中国经济趋势年会”上,与会嘉宾认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做好全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我国现阶段的潜在增长率为6%左右,将对未来的增长构成较强的支撑。近几年经济结构优化超过预期,增强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2020年经济保持稳定运行仍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在政策落实上做到及时到位,经济运行会好于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谈到,“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仍然实行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人民银行将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要求,综合考虑经济增长、通胀预期、宏观杠杆率和汇率稳定,保持灵活适度,加强逆周期调节,疏通政策传导机制,提升货币政策效能,发挥好结构性工具引导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尤其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支持力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张军扩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列为今年首项重点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工作导向性,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切实增强行动自觉。通过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突破制约经济增长潜力充分释放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仅能够为经济的中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也是短期稳增长的有效途径。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涉及产品、服务、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质量提升,也涉及观念、文化、体制、政策等多方面的转变和协力配合,可以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张军扩认为,必须在认真学习中央精神和深刻把握其内在要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各地区、各领域实际,采取有效对策,力争取得实效。现阶段,尤其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新经济”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制造业质量提升与服务业质量提升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提质增效与补齐短板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关系。
在谈到如何完善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时,张军扩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企业主体活力。二是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的环境,充分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创新潜力。三是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积极性。同时,还要着力营造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培训,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技能、崇尚实干的氛围,推动各行各业劳动者精益求精,提升质量;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崇尚绿色、崇尚品质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以消费理念、消费方式的转变,推动、引导和倒逼发展质量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表示,“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要求。分析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的走势,必须把积极财政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更好结合起来。
“谈到财政政策,我想大家最关注的是减税降费”,高培勇指出,“回望过去一年来的减税降费实践,我们发现,其运行机理和行动路线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是积极财政政策贯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最集中体现”。高培勇认为,2019年以来的减税降费有三个不同点。其一,其主要对象是特指企业,主要目的是给企业降成本,强调向实体经济倾斜,是有着明确的操作指向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减和降。其二,其涉及的重头是增值税而非企业所得税,立足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成本,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要求。其三,这一轮减税降费不是着眼于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政策调整”,而是立足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的长期“制度改革”。20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将坚持这一取向和原则。
谈到202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该怎么干,高培勇认为,总体来讲,2020年整体上宏观经济政策安排都要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倾斜,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安排更要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倾斜。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有四个关键词需要把握:一是大力提质增效。所谓“提质增效”,指的是提升“质量”“效益”。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既注重量的增长,也注重质的提升,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发力,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所在。二是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为缓解这些矛盾,积极财政政策既要通过实施逆周期调节扩大有效需求,更要以更大的力度、更积极的作为去推动结构调整。三是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基于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要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为减税降费和扩大投资支出腾挪空间,以注重削减政府自身支出的办法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提供财源支持。四是确保民生改善和重点领域保障。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幅持续下降的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须通过合理配置财政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民生改善和重点领域支出摆在优先系列,切实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问题二
如何依靠创新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考验着政府与企业的智慧和能力。在 “2020中国经济趋势年会”的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创新驱动,做强实体经济”这一主题展开了交流。
1.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经济日报社创业企业调查结果显示,从2015年至2018年,尽管资金约束明显,但大多数企业仍在坚持创新投入,企业科研人员数量、科研经费总额明显提升。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许多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这背后,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持续加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说。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始终重视创新研发投入。2018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9677.9亿元,比上年增加2071.8亿元,增长11.8%,投入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位;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9%,在OECD国家中名列前茅,比上年提高0.04个百分点。“随着科研投入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2018年达到了58.5%,2020年有望超过三分之二。”毕吉耀说。
不过,我国科技创新也存在不少短板。例如,基础研究还有许多不足,创新生态、科研生态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这些短板暴露得更明显、更充分,这也更能倒逼我们加强自主创新的决心。”毕吉耀建议,对于实体经济而言,既要进一步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也要引导市场主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把创新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动力。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要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发力,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也要通过财税优惠等手段,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的热情。
企业要创新,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和金融支持。在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看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创新,不仅仅是社会责任,也是银行自身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
“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创新不等于简单给钱;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创新,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信贷支持。”黄志凌说,在实践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好银行作为“创新顾问”的作用,通过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为企业科研创新提供支持。同时,要适应不同风险特点,创新金融服务,解决实体经济创新的融资需求;加大银行信用创新力度,突破信用评估的技术瓶颈,实现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创新贷款回归信用本原。
2.构建创新的“生态圈”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根据有关机构测算,截至2018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31万亿元,占GDP的1/3。数字经济的发展,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为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种产业将加速融合。例如,在服务领域,共享单车、外卖等都是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产物;在工业领域,也已经有许多数字化、智能化的生动实践。产业的加速融合,带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盘和林建议,从长远角度看,要实现创新驱动实体发展,必须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要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生态圈;要加速打破数字和信息的孤岛,构建数字“高速公路”,使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更好地在“高速公路”上驰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有着巨大的价值。“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做数据存储,只要做到稳定、安全、可靠就行。但是,如果要使数据的价值得到更大限度的释放,关键要深耕行业的融合发展。”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男说,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行业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不同行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趋势。例如,过去,自行车就是自行车,但嫁接数字技术以后,衍生出了共享单车,形成新的巨大的市场。
“依托大数据的生态平台,各种产业都有机会融合,关键要用好数字化平台,构建集约化共享平台,形成创新的‘生态圈’。”周超男说,要让数据在融合发展中发挥作用,关键要提升大数据的应用能力。
“过去,不同服装品牌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但是,我们要打造的创新生态圈,是要实现从管理竞争转向管理合作。”依文集团高级副总裁温巍说,在服装行业的上下游,有着许多优质产能,如何让这些产能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恰恰是行业创新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依文集团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创新性平台,实现了集合订单、集合设计、集合生产,实现了柔性供应。
问题三
优化营商环境应在“新”中寻路
近年来,中国政府以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勇气,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在经济日报社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趋势年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新”成为一个高频字。
1.转变新理念
随着我国经济换挡升级,对于营商环境的要求也有了新特点,需要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及时转变理念。
科技部办公厅巡视员、调研室原主任胥和平认为,创新已经取代各种传统产业要素,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议题,因此创新环境也是当前营商环境中最关键的部分。未来,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但要追求便捷化、公开化、高效化,更要围绕产业创新来展开。
“比如先进制造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需要的发展环境就很不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构造专业性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这已经成为当下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胥和平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也认为,优化营商环境要注意完善产业政策,推动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同时,各地还应该重视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吸引高端人才。
“原来各地进行招商引资,思路是先吸引企业,然后增加税收,再进行城市建设。现在逻辑变了,需要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才能吸引高端人才,增加当地的创新创业能力,然后带动经济发展。”倪鹏飞说。
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青岛是第一个设置“民营经济发展局”这一机构的城市。事实上,青岛西海岸新区比青岛市设立此机构还要早8个月,这体现出青岛西海岸新区在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方面的重要理念变化。
青岛西海岸新区副区长隋斌说:“对比南方地区,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我们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初衷,就是希望民企在新区政府也能有自己的‘代言机构’,让他们有话知道找什么部门说,更加有归属感。”
2.应用新技术
近年来,创新技术给各地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忠先表示,通过“互联网+政务”和大数据平台,兰州新区推行“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企业办理手续可以百分之百实现网上办理,项目审批时长大幅缩短。
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马波介绍说:“天津滨海新区实施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内资有限公司的设立变更注销全部实现网上办理,发放电子营业执照。在全国首创全流程自动化管理制证中心,自主研发制证系统,实现申请人与审批人互不见面的‘双盲审批’,对营业执照和105类专业许可证的模板、打印、盖章、发放进行集中管理,大大提高领证效率。在智慧政务服务中推出滨海掌上行移动客户端,公开1095个服务事项,其中429个事项与天津市一网通办实现技术对接,8个高频事项实现区内全闭环办理。”
为解决纳税人发票使用中的痛点堵点问题,2018年6月,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税务局推出了全国首个区块链电子发票系统“税链”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为纳税人提供发票自动申领验旧、发票快速开具交付、发票自动归集等服务,并打通了“支付-开具报销-入账”全流程,实现了“秒级开票”和“分钟级报销”。
广州市黄埔区副区长刘石说:“企业开具区块链电子发票后,发票自动验旧,不需要人工操作。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区块链电子发票的全流程业务,还解决了不同电子发票平台数据孤岛问题,发票信息在上链后,企业通过‘税链’平台可以查询到本企业收到的发票,解决了企业发票归集难的问题。”
3.拓展新思路
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工作思路,提升自身服务企业发展的能力。
2019年11月22日,长春新区34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金额达1217.6亿元。长春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唐继东说,这一成绩离不开长春新区在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方面创新思路,如当地推出的“首违不罚”等政策,广受企业好评。
唐继东介绍说:“过去,我们对企业的一些轻微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即便处罚不重,也往往给企业留下污点记录,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018年8月,新区出台《关于对招商引资项目和企业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的规定》。针对招商项目和企业在建设或经营中发生的违法行为,如果符合行政相对人不是主观故意且初次、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经教育规范能及时纠正等条件,将免于处罚。”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创新式推行信用监管,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隋斌表示,当地将监管部门对企业的检查结果全部公开,并记入信用记录,监管情况与企业享受政策扶持、银行贷款、公开招投标等相挂钩,构建起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提升了监管效力。“未来,信用体系建设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信用监管也将大有可为。”隋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