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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梅新育:纺织业可持续发展需关注两大问题
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我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的当务之急,鉴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出口比率甚高,该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就是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要完成这一转变,关键在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和在数量既定前提下提高销售收益两个方面。
一、管理境外融资渠道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遏制纺织服装产业投资增长失控的势头。2004年,在对纺织品贸易“后配额时代”的预期驱动下,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出现了惊人的投资热潮。仅2004年1-7月整个纺织行业基本建设投资增幅高达132.7%,是2003年同期增幅的1.5倍之多。正是由于过度投资,出口受限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打击才格外沉重。其实,很多企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过度投资、盲目扩大生产能力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在这种集体非理性的环境中,企业已经陷入了“不过度投资等死、过度投资找死”的怪圈不能自拔,只有来自外部的宏观调控措施才能中断这种死亡游戏。事实上,此前数年,中央政府已经一直在尽力防止出现问题,无论是外经贸主管部门为保证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方如期宣布全面取消纺织品贸易配额而付出的努力,还是宏观调控部门对国家控制范围内的国有与定点棉纺企业增加纱锭“控制总量、限制发展”,都体现了这一点。
由于我国还没有具备成熟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不少市场主体对资金成本的变动并不敏感,且过热产业相当集中,我国还不能完全依靠无差别的利率等工具对经济的总需求实施调控,达到调控产业发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通过直接限制对某个过热产业融资的“点刹”式货币政策来达到目的。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中,一个大漏洞就是外资银行和境外融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调控措施之外,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企业突破、规避调控措施获取融资的主要期望之所在。在目前的招商引资热潮中,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国家的明确限制,地方政府必将对本地企业的境外上市计划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一切便利,从某些省级政府“大跃进”式的本地企业境外上市计划中就可见一斑。一旦这类行为普遍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就随之落空了。
无疑,通过适当方式对外资银行融资渠道和境外上市融资实施一定程度的管制必定会遭到有关利益集团相当强烈的抵制,我们也不宜直接全面禁止从事合法经营的企业境外上市,但我们要看到,且不提优质企业多数赴海外上市对我国本土资本市场成长的负面影响,也不提境外上市究竟是否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提高效率,更不提企业对境外上市的向往是否出于对股权融资真实成本的误解,而这些误解是否系外界误导所致;境外上市的发展对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性也已经构成了相当广泛的新挑战,尤其是对旨在抑制生产能力过剩行业过度投资的调控措施,这种挑战决不仅仅局限于纺织服装产业。
二、数量既定前提下提高销售收益途径的选择
对于厂商而言,在销售数量既定的前提下,提高销售收益的途径有三条:其一是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创立自有品牌,这条途径的结果是提高对最终消费者的售价;其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在售价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利润;其三是进入设计、销售等环节,分享设计、销售等环节的利润。
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而言,纺织服装业转变增长方式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创立自有品牌的成效。但我们同时必须考虑到,提升产品质量档次策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适用性可能相当有限,因为这一策略的结果将是提高产品对最终消费者的售价,而这些国家消费者支付能力有限,廉价、质量尚可的中国商品是全世界亿万这类消费者唯一承受得起的消费品;获取廉价中国消费品也是他们的基本人权;进口国低效率厂商的政治影响力固然不可低估,但低收入消费者群体更为庞大,他们也未必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
第二条途径也存在一定限制。纺织企业要降低生产成本,除了内部挖潜之外,无非转移生产能力这一途径。由于贸易摩擦频繁,且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经营成本的上涨趋势将因人民币汇率因素而进一步提速,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敏感产品(纺织品、鞋类)厂商倾向于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以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在国内相对过剩资本、庞大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驱动下,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国内有着完备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良好,无论是熟练劳动力还是原料、辅料、设备等都容易获取,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企业取得规模效益,其他国家很少能够同时具备上述条件,赴海外投资的厂商总成本反而可能高于在国内经营。纺织品贸易实行配额制度时代,不少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希望借此利用东道国的纺织品配额;在全球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前夕,这些企业纷纷撤回国内,就是上述原因所致。而且,对旨在规避贸易壁垒的投资,某些东道国也并不欢迎,如印度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明确表示不欢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赴印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赴海外投资设厂,未必能够达到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而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东部已经出现了丰富的相对过剩资本,但广大中西部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缺口之中。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协调发展,在同等条件下,与赴海外投资而言,向内地转移应当更为优先;问题是在面向海外市场时,印度、越南、菲律宾沿海地区显然比我国内地占有区位优势。
鉴于此,我们要在出口数量受限的环境中提高出口效益,就不能不对进入海外市场设计、销售等环节给予更多的注意力。毕竟,在目前纺织服装产业的全球化国际分工链条上,制造环节利润最低,绝大多数利润落入销售和设计环节。进入销售和设计环节,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铺设海外销售渠道、建立设计机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并购,直接收购海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上的销售商、品牌商,实现快速扩张。就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的纺织企业而言,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与其放在降低成本取向的生产领域,不如放到进入销售和设计环节。
一、管理境外融资渠道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遏制纺织服装产业投资增长失控的势头。2004年,在对纺织品贸易“后配额时代”的预期驱动下,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出现了惊人的投资热潮。仅2004年1-7月整个纺织行业基本建设投资增幅高达132.7%,是2003年同期增幅的1.5倍之多。正是由于过度投资,出口受限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打击才格外沉重。其实,很多企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过度投资、盲目扩大生产能力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在这种集体非理性的环境中,企业已经陷入了“不过度投资等死、过度投资找死”的怪圈不能自拔,只有来自外部的宏观调控措施才能中断这种死亡游戏。事实上,此前数年,中央政府已经一直在尽力防止出现问题,无论是外经贸主管部门为保证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方如期宣布全面取消纺织品贸易配额而付出的努力,还是宏观调控部门对国家控制范围内的国有与定点棉纺企业增加纱锭“控制总量、限制发展”,都体现了这一点。
由于我国还没有具备成熟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不少市场主体对资金成本的变动并不敏感,且过热产业相当集中,我国还不能完全依靠无差别的利率等工具对经济的总需求实施调控,达到调控产业发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通过直接限制对某个过热产业融资的“点刹”式货币政策来达到目的。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中,一个大漏洞就是外资银行和境外融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调控措施之外,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企业突破、规避调控措施获取融资的主要期望之所在。在目前的招商引资热潮中,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国家的明确限制,地方政府必将对本地企业的境外上市计划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一切便利,从某些省级政府“大跃进”式的本地企业境外上市计划中就可见一斑。一旦这类行为普遍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就随之落空了。
无疑,通过适当方式对外资银行融资渠道和境外上市融资实施一定程度的管制必定会遭到有关利益集团相当强烈的抵制,我们也不宜直接全面禁止从事合法经营的企业境外上市,但我们要看到,且不提优质企业多数赴海外上市对我国本土资本市场成长的负面影响,也不提境外上市究竟是否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提高效率,更不提企业对境外上市的向往是否出于对股权融资真实成本的误解,而这些误解是否系外界误导所致;境外上市的发展对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性也已经构成了相当广泛的新挑战,尤其是对旨在抑制生产能力过剩行业过度投资的调控措施,这种挑战决不仅仅局限于纺织服装产业。
二、数量既定前提下提高销售收益途径的选择
对于厂商而言,在销售数量既定的前提下,提高销售收益的途径有三条:其一是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创立自有品牌,这条途径的结果是提高对最终消费者的售价;其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在售价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利润;其三是进入设计、销售等环节,分享设计、销售等环节的利润。
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而言,纺织服装业转变增长方式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创立自有品牌的成效。但我们同时必须考虑到,提升产品质量档次策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适用性可能相当有限,因为这一策略的结果将是提高产品对最终消费者的售价,而这些国家消费者支付能力有限,廉价、质量尚可的中国商品是全世界亿万这类消费者唯一承受得起的消费品;获取廉价中国消费品也是他们的基本人权;进口国低效率厂商的政治影响力固然不可低估,但低收入消费者群体更为庞大,他们也未必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
第二条途径也存在一定限制。纺织企业要降低生产成本,除了内部挖潜之外,无非转移生产能力这一途径。由于贸易摩擦频繁,且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经营成本的上涨趋势将因人民币汇率因素而进一步提速,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敏感产品(纺织品、鞋类)厂商倾向于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以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在国内相对过剩资本、庞大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驱动下,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国内有着完备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良好,无论是熟练劳动力还是原料、辅料、设备等都容易获取,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企业取得规模效益,其他国家很少能够同时具备上述条件,赴海外投资的厂商总成本反而可能高于在国内经营。纺织品贸易实行配额制度时代,不少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希望借此利用东道国的纺织品配额;在全球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前夕,这些企业纷纷撤回国内,就是上述原因所致。而且,对旨在规避贸易壁垒的投资,某些东道国也并不欢迎,如印度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明确表示不欢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赴印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赴海外投资设厂,未必能够达到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而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东部已经出现了丰富的相对过剩资本,但广大中西部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缺口之中。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协调发展,在同等条件下,与赴海外投资而言,向内地转移应当更为优先;问题是在面向海外市场时,印度、越南、菲律宾沿海地区显然比我国内地占有区位优势。
鉴于此,我们要在出口数量受限的环境中提高出口效益,就不能不对进入海外市场设计、销售等环节给予更多的注意力。毕竟,在目前纺织服装产业的全球化国际分工链条上,制造环节利润最低,绝大多数利润落入销售和设计环节。进入销售和设计环节,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铺设海外销售渠道、建立设计机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并购,直接收购海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上的销售商、品牌商,实现快速扩张。就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的纺织企业而言,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与其放在降低成本取向的生产领域,不如放到进入销售和设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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