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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中国进出口企业面临众多挑战
中国进出口企业究竟受到金融危机的哪些影响?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直接的表现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国外订单明显减少。在一系列外部冲击的影响下,欧美等地客户违约率显著上升,订单减少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及国家信用风险也在显著上升;二是输入型成本上升的压力显著增加。来自国内外汇率、货币、价格、需求等不可预见性波动的冲击让中小企业很难坦然应对;三是今年信贷虽然在快速增长,但资金却很少进入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尤其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调整的压力在上升。
明里暗里颁布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条款或打擦边球的做法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惯用手段。从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购买美国货”到最近倡导的绿色经济和拟征的碳关税,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海涛认为,目前,美欧借“绿色新政”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这对中国企业是个不小的挑战。
未来,绿色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的论断已毋庸置疑,而近来,美欧对此的投入也颇为大方。据悉,美计划在10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绿色经济,力争把基础研发投资翻番;欧盟则计划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欧盟各国也纷纷出台税收、贷款等政策支持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等产业;美欧计划到2020年将“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至20%以上。柴海涛认为,美欧倡导“绿色经济”并大量投入资金,一方面是有意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柴海涛举例称,如美欧汽车振兴的重点在汽车新能源和节能技术,通过将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来形成并实现高端层次的产业回归;另一方面,美欧国家对绿色经济的提倡,也在客观上导致发展中国家发展成本的上升。现今颇受争议的碳关税征收细则一旦出炉,按照每吨二氧化碳当量38.22美元计算,2008年我国出口美国的钢材、电解铝、水泥相当于分别征收7.5%、22.1%和61.6%的额外进口关税,很明显,我国进出口贸易会因此受到冲击。而假如欧盟从2011年开征碳关税,我国出口商品成本也将增加10%左右。而另有消息称,未来欧美还将进一步提出“碳标签”和节能高标准,这些也将对中国商品构成新的贸易壁垒。
张燕生表示,在当前全球性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压力明显加大的情况下,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是难以避免的。在危机以前,我国企业所遭受的各种贸易摩擦案件占全球总贸易摩擦案件的比例,高出我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额比重的近一倍。他估计在危机时期这个比例只会进一步上升。
后危机时代与新兴国家的竞争更加剧烈,将是我国进出口面临的又一挑战。柴海涛认为,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与亚洲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期将比越南、印度提前10~25年结束,中国近4年来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的幅度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水平。而金融危机以来,在周边国家名义有效汇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却在增长,明显预示着金融危机后与新兴国家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
柴海涛分析说,过去10年,我国外贸快速发展得益于三大动力: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放开外贸经营权;加入WTO创造可预期法律环境,而现在这些动力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急需外贸新动力来扭转出口下降的局面。柴海涛和张燕生共同建议,当前外贸政策制定主要思路要从刺激供应转向创造市场需求,从国际环境、国内情况和企业竞争力等几个方面考虑对策,谋求出口额的逆势回稳。
明里暗里颁布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条款或打擦边球的做法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惯用手段。从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购买美国货”到最近倡导的绿色经济和拟征的碳关税,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海涛认为,目前,美欧借“绿色新政”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这对中国企业是个不小的挑战。
未来,绿色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的论断已毋庸置疑,而近来,美欧对此的投入也颇为大方。据悉,美计划在10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绿色经济,力争把基础研发投资翻番;欧盟则计划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欧盟各国也纷纷出台税收、贷款等政策支持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等产业;美欧计划到2020年将“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至20%以上。柴海涛认为,美欧倡导“绿色经济”并大量投入资金,一方面是有意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柴海涛举例称,如美欧汽车振兴的重点在汽车新能源和节能技术,通过将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来形成并实现高端层次的产业回归;另一方面,美欧国家对绿色经济的提倡,也在客观上导致发展中国家发展成本的上升。现今颇受争议的碳关税征收细则一旦出炉,按照每吨二氧化碳当量38.22美元计算,2008年我国出口美国的钢材、电解铝、水泥相当于分别征收7.5%、22.1%和61.6%的额外进口关税,很明显,我国进出口贸易会因此受到冲击。而假如欧盟从2011年开征碳关税,我国出口商品成本也将增加10%左右。而另有消息称,未来欧美还将进一步提出“碳标签”和节能高标准,这些也将对中国商品构成新的贸易壁垒。
张燕生表示,在当前全球性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压力明显加大的情况下,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是难以避免的。在危机以前,我国企业所遭受的各种贸易摩擦案件占全球总贸易摩擦案件的比例,高出我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额比重的近一倍。他估计在危机时期这个比例只会进一步上升。
后危机时代与新兴国家的竞争更加剧烈,将是我国进出口面临的又一挑战。柴海涛认为,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与亚洲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期将比越南、印度提前10~25年结束,中国近4年来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的幅度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水平。而金融危机以来,在周边国家名义有效汇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却在增长,明显预示着金融危机后与新兴国家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
柴海涛分析说,过去10年,我国外贸快速发展得益于三大动力: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放开外贸经营权;加入WTO创造可预期法律环境,而现在这些动力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急需外贸新动力来扭转出口下降的局面。柴海涛和张燕生共同建议,当前外贸政策制定主要思路要从刺激供应转向创造市场需求,从国际环境、国内情况和企业竞争力等几个方面考虑对策,谋求出口额的逆势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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