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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全球危机应治本

来源:《财经》杂志 | 发布日期:2009-05-18
    艰巨挑战摆在我们面前。全球正面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可能演变成人道主义危机。在此,我的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尽管危机源自金融部门,但当前的真正挑战来自累积的过剩产能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解决此问题,经济就会有“螺旋式下降”的风险,危机也有可能拖得更长;

  第二,尽管危机源自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减少贫困及其他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可能受到损害;

  第三,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是,我们也应当超越凯恩斯主义,超越国家界限,即帮助发展中国家,从而让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走出这场危机,并为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更好的基础。

  此次危机前,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持续六年的经济繁荣。危机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2001年就已开始酝酿,之后,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又导致流动性过剩,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和股市投资大量增加。伴随着金融业监管放松带来的金融创新,房地产市场繁荣逐步演变成资产泡沫。在缺乏监管的条件下,大量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最后终于撑破泡沫,酿成金融危机,市场随之崩塌。

  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政府反应迅速,果断地为金融部门提供援助。然而,危机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为什么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干预措施,情况仍然越来越糟?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已经逐步演变为产能过剩引致的实体经济危机。2002年到2007年间在房地产和制造业的投资,现在已经转变为生产能力。而危机使家庭财富骤然缩水,家庭不得不减少消费,产能过剩问题于是浮出水面。

  一旦产能过剩,经济就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危机使企业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下降,一些企业会破产或被迫裁员。这反过来又威胁到工人的收入和工作保障,因而他们设法减少开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同时减少,生产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于是,金融部门状况也会因“有毒资产”和不良贷款的增加继续恶化。经验研究表明,这种产能过剩可能会对企业的利润、投资,以及工人就业、工资水平和消费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过去,当类似情况发生时,某些国家还可以用本币贬值、促进出口的方法,摆脱经济衰退。但现在是一次全球性危机,本币贬值不能带来出口回暖。因此,除非我们能够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否则,衰退的时间将很漫长,对所有国家都会造成严重伤害。

  虽然发达国家正经历急剧的经济紧缩,但发展中国家更为脆弱。而且,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它们都更可能遭受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再加上原本就很高的贫困率,将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家庭高度暴露在危机之中。同时,政府有限的制度回旋余地和财力,也使其缓冲措施捉襟见肘。

  金融危机爆发时,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其金融部门没有完全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但现在,危机已进入第二阶段,实体经济问题已经显现,发展中国家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2008年,因飙升的食品和燃料价格被推入贫困的人口达1.30亿-1.55亿。在此基础上,预计2009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还将导致日均收入1.5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增加5300万;而按日均收入2美元的贫困线计算,这一数字将达到6500万。还有研究发现,经济放慢会使得人们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展,也进一步放缓。

  这些都威胁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初步估计,2009年到2015年,经济如果持续衰退,平均每年可能有20万到40万、共计140万到280万儿童死于贫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有演变成人类危机(human crisis)的危险,除非它们能够针对性地保护那些弱势人群。”

  对于这些暴露在危机之中的家庭来说,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能否创造就业机会,能否提供关键的生活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建立社会安全网––至关紧要。然而,爆发危机的国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有财力(扩大财政赤字的能力)为实施反周期措施提供资金;三分之一国家的财力非常有限,当务之急是尽可能通过赠款或优惠贷款,予以援助;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具有一定财政实力,但随其资金需求的增加,外部援助也是必要的。

  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近80年来第一个全球“同步”的危机,任何国家都没有独立应对的能力。现在需要的,是各国果断且协调一致的合作与努力。一般而言,处于产能过剩中的投资与消费很难被货币政策刺激起来,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计划。虽然许多国家也都实施了重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外部需求的急剧下滑,使一些财政政策(如减税和补贴)的效果并不显著。

  当前,财政刺激计划有两个重要限制。首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受制于自身的财力或(和)外汇储备,无法采取适当的反周期政策。

  其次,目前切实可行的财政刺激计划,都集中在发达国家。但在经济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智慧相反,家庭基于未来收入预期调整其消费与储蓄模式的倾向,削弱了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

  发展中国家相对不容易受此问题影响。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为了获得产业升级所需的资金,有贷款的动机。如果生产率的进步足够大,这些投资即可自偿。这样,家庭即使有预防性储蓄的考虑,或者预料到将来税收会增加,也不会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关键在于选择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这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付财政刺激成本。在发达国家,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在市场体系下得到充分实现,高回报项目相当有限。相比之下,这些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还大量存在。例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与许多行业发生强有力的联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带来更多的对贫困地区的投资。

  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危机,世界银行正积极采取措施。我们已经迅速扩大了具有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包括许多相关技术援助。但是,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强度之大,迫使我们要设定一个更大胆的目标,并巩固国际金融框架。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最近呼吁建立一个“弱者救济基金”(Vulnerability Fund),由发达国家各自贡献其财政刺激计划的0.7%构成;主权财富基金也可捐出其收益的1%,用于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

  我对发达国家有一个请求:请把你们的资源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助人,也可利己;不仅解决短期问题,也为未来可持续的、共享式的增长奠定基础。我们不应错过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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