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直通车
行业领导纵谈
徐文英:棉纺18年
记者针对近来的敏感话题采访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徐文英的当天,恰好有电话打来通报:新疆一家全部采用进口设备的棉纺企业,因为银行减少40%贷款,目前开车率仅有1/4。这样的情况在业内并不鲜见。“政府管不了银行,短期内别想翻本。”距离振兴规划颁布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徐文英直言,商业银行贷款的井喷式增长够不到被列入高风险名单的棉纺行业。
不久前多家棉纺企业在石家庄常山集团召开的座谈会上,围绕增值税“高征低扣”、滑准税、税赋摊派过重的话题,可谓怨声载道。工业买单的事实虽然一直存在,但以往内外部压力没有金融危机时期大时,这些还不是主要矛盾。保生存、保订单被摆在首要位置后,政策中可以争取的内容就显得弥足珍贵。
笑称自己是“徐厂长”的徐文英,难忘在政策滋养下棉纺业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也由此感喟宏观环境变化令不公平部分的负面影响成倍放大。
游弋政策缝隙 收获黄金十年
就像徐文英的办公室里挂着标明身份的“世界棉花地图”一样,他的脑子里也浮现着一张棉纺业发展的曲线图谱。在他看来,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五”、“十一五”期间是棉纺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心事件就是围绕“压锭”而来的政策泽被。
1992年~1997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规模增速过快,结构性矛盾突出,无节制带来的后果是全行业连年亏损。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第一次压锭技改,淘汰落后设备,引进当时在国内处于空白的无梭织机、清梳联合机、自动络筒机等。
尽管当时并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作为保障,企业只要到废品收购站盖章证明即被划入压锭范畴,但是每压1万锭国家补贴1600万元贷款的巨大政策推力,仍然使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这一轮压锭获得提升。
“全行业设备改造量大面广,不是靠每家企业几十台先进设备的补血就能挽救陈疾。”徐文英认为,充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是在1998年~2000年第二次压锭技改时期。当时国家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三大目标为:压缩1000万锭,分流120万人,实现全行业扭亏增盈。“纺织行业结构性调整以棉纺压锭为突破口,肯定了它在产业链的枢纽位置。
事实证明,到1999年,连续7年的全行业亏损得以遏制,首次实现利润100多万元。2000年开始全面赢利,利润率直线上升。回头看,当时多项利于企业“轻装”的政策扶持可谓立竿见影:压锭企业全部核销呆坏账,直接受益者就是负债高的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把所有企业欠银行的债务划作银行股份,企业不必再还这部分钱的利息;“40 /50”(距离退休还有十年)人员分流安置,为企业卸下了包袱。凡此种种,足有十几条。
在此基础上,2000年~2007年棉纺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两次压锭带来了技术升级,加入WTO又扩大了市场空间,被压抑了10多年的增长需求得以释放。
据统计,到2000年,全国棉纺行业共压缩960万锭,剩余3443万锭,而到2007年时又重新增长到9900万锭;2000年全国纤维加工量1360万吨,到2007年时增长到3530万吨,7年总增长量相当于建国50年的1.7倍。在多方呼吁下,国家于2004年取消了对棉纺行业纺纱能力的限制。
税收负担过重 深度挤压生存空间
“利润空间没有被完全吃掉之前,对于一些政策,企业还扛得住,眼下生存都受到威胁了,要回合理部分也在情理之中。”徐文英认为,2008年棉纺业在多年高增长后复又面临困难,是内外部环境双重发力的结果,既暴露了行业数量型增长的弊端,也让政策因素之于行业命运的重要性受到瞩目。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需求减少尽管是阶段性的,但也映衬出我们的产能相对过剩。然而徐文英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资金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带来换汇成本受损、出口退税率始终未及17%标线等因素,影响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加之出口保证金制度对企业流动资金的限制、针对棉花进口的滑准税制度,新劳动法对提高用工成本的要求,堪称困扰重重。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需求减少尽管是阶段性的,但也映衬出我们的产能相对过剩。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
调查显示,棉纺企业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税赋过重,负担率远远大于利润率。据统计,一家20万锭生产能力的棉纺企业,2006年~2008年的三年平均增值税税赋为6.7%,综合税赋8.8%,而利润率只有5.2%,形成强烈反差。2008年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其他行业平均税赋率显示,食品加工3.5%,造纸5.0%,化工3.35%,食品饮料4.5%,建材4.98%,金属制品2.2%,均低于棉纺行业。
“买的时候已经是含税价,卖的时候应该将同等税抵扣,可棉花却是个例外。”徐文英说,企业购买棉花时交付13%的进项税,制成纱线后卖出时是17%的销项税,但棉花原料部分只抵扣13%,即所谓“高征低扣”,就因为中间4个点的差价,直接增加企业每年45亿元左右的成本。
此外,政府制定的各种收费项目,有的论人头、有的论总量,未考虑不同行业间的差异、不同产业的利润率问题。如“残疾人基金”(按企业人数的1.5%安置残疾人,少一个按社平工资交钱)、“水资源费”(1.2元/吨)、“污水处理费”(0.62元/吨)、“南水北调费”(0.7元/吨)“职业病检查费”(噪音56元/人)等,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企业不堪重负。
据统计,2008年纺织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45%,比上年下降0.52%;棉纺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82%,比上年下降0.12%。总体来看,棉纺赢利状况不错,但两极分化的隐忧依旧严峻:占1/3份额的3769户优势企业共实现利润308.8亿元,与剩余2/3企业完成的8.18亿元利润相权,占到总赢利规模的97.4%。2/3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0.18%,相当于亏损。2008年1~11月,棉纺行业亏损额达51.7亿元,亏损额比上年提高了85%。
棉纺行业工人平均年收入比其他行业低得多。洛阳、陕西两地调研发现,纺织厂工人的年收入是1.1万元,其他行业的工人年收入一般要在1.3万元左右,税赋过重给企业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没有余力提高工人待遇,相应地带来了用工难的问题。
牺牲工业竞争力 并未真正保护农民利益
无论高征低扣还是滑准税,出发点都是保护棉农利益。然而据统计,2008年农民手中的籽棉价格为4.6元/公斤,比2007年的6.2元/公斤不增反降。“负担转嫁给工业也得咬着牙进口,好处落在了棉花加工厂和流通领域,根本惠及不到棉农。”徐文英简单算了一笔账:从上年9月棉花上市到次年4月,农民手里的棉花都陆续卖给棉花加工厂,加工成皮棉后再转卖给企业。棉花从农民手中卖出的价格也就是2.2元~2.4元/斤,不会因为交了滑准税而增多。
从2007年开始,国际棉价上扬,而相应的减税政策却没有到位。国际市场棉纱统一定价,不会针对国内的高棉价而有所松动,因此造成我们的棉纱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甚至反过来购买进口纱,因为有些地区的棉纱价格比国内棉花价格还要低。
针对有些舆论指责一旦进口棉花价格放开,企业就不买国产棉花了,徐文英认为这更是杞人忧天,“进口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配额是按照缺口发放的,想多买也没有配额。”
按照滑准税规则,除89万吨配额以内棉花进口实行1%的低关税,超出部分企业要多交5%~40%的高关税,进口价格越低,所交关税越多,从而使成本大大上升。数据显示,棉花进口逐年递增的趋势相当明显,2002年18万吨,2003年87万吨,2004年191万吨,2005年257万吨,2006年364万吨。尽管2007年和2008年因为国内棉花增产,进口分别跌至246万吨和211万吨,但仍然与WTO谈判数字相去甚远。
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生产能力下降,企业都不买农民的棉花,农民收入更得不到保障。目前纺织行业已有13万人下岗,农民工返乡安置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滑准税”制定的背景是国际棉价高于国内棉价。但从2007年开始,国际棉价上扬,而相应的减税政策却没有到位。国际市场棉纱统一定价,不会针对国内的高棉价而有所松动,因此造成我们的棉纱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甚至反过来购买进口纱,因为有些地区的棉纱价格比国内棉花价格还要低。2008年9~12月,巴基斯坦、印度的20支纱平均价格比国内同类产品分别便宜了4310元和3682元。
“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生产能力下降,企业都不买农民的棉花,农民收入更得不到保障。目前纺织行业已有13万人下岗,农民工返乡安置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对于国家收储272万吨棉花的应急政策,徐文英认为,这虽然也是为了保护棉农种棉的积极性,但效果不得而知,“依照美国的经验,棉花售价低于64美分,国家就直接拿钱补贴农民。否则,既牺牲了参与市场竞争的工业竞争力,又未能实现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
一面呼吁政策,一面自救突围。棉纺行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和结构优化型转变的过程中,也在对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省份进行研究,以此作为新一轮增长的基点。河南地处中原产棉区,无论原料价格、运输距离还是用工成本都比内陆更有优势,由于当地农发行对棉纺企业贷款比较支持,因而投资环境也优于沿海,2008年纱产量增长了31.2%,比国内平均增长3.9%高出一大截。
“与之类似的还有湖南。天然区位优势造就的自发增长,适度引导也有望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大本营。”再留恋过去的好日子,徐文英也深知两条腿走路的现实意义,“保存竞争力当前,该争取的一定不能放弃,该放弃的同样不能手软。”
不久前多家棉纺企业在石家庄常山集团召开的座谈会上,围绕增值税“高征低扣”、滑准税、税赋摊派过重的话题,可谓怨声载道。工业买单的事实虽然一直存在,但以往内外部压力没有金融危机时期大时,这些还不是主要矛盾。保生存、保订单被摆在首要位置后,政策中可以争取的内容就显得弥足珍贵。
笑称自己是“徐厂长”的徐文英,难忘在政策滋养下棉纺业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也由此感喟宏观环境变化令不公平部分的负面影响成倍放大。
游弋政策缝隙 收获黄金十年
就像徐文英的办公室里挂着标明身份的“世界棉花地图”一样,他的脑子里也浮现着一张棉纺业发展的曲线图谱。在他看来,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五”、“十一五”期间是棉纺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心事件就是围绕“压锭”而来的政策泽被。
1992年~1997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规模增速过快,结构性矛盾突出,无节制带来的后果是全行业连年亏损。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第一次压锭技改,淘汰落后设备,引进当时在国内处于空白的无梭织机、清梳联合机、自动络筒机等。
尽管当时并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作为保障,企业只要到废品收购站盖章证明即被划入压锭范畴,但是每压1万锭国家补贴1600万元贷款的巨大政策推力,仍然使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这一轮压锭获得提升。
“全行业设备改造量大面广,不是靠每家企业几十台先进设备的补血就能挽救陈疾。”徐文英认为,充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是在1998年~2000年第二次压锭技改时期。当时国家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三大目标为:压缩1000万锭,分流120万人,实现全行业扭亏增盈。“纺织行业结构性调整以棉纺压锭为突破口,肯定了它在产业链的枢纽位置。
事实证明,到1999年,连续7年的全行业亏损得以遏制,首次实现利润100多万元。2000年开始全面赢利,利润率直线上升。回头看,当时多项利于企业“轻装”的政策扶持可谓立竿见影:压锭企业全部核销呆坏账,直接受益者就是负债高的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把所有企业欠银行的债务划作银行股份,企业不必再还这部分钱的利息;“40 /50”(距离退休还有十年)人员分流安置,为企业卸下了包袱。凡此种种,足有十几条。
在此基础上,2000年~2007年棉纺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两次压锭带来了技术升级,加入WTO又扩大了市场空间,被压抑了10多年的增长需求得以释放。
据统计,到2000年,全国棉纺行业共压缩960万锭,剩余3443万锭,而到2007年时又重新增长到9900万锭;2000年全国纤维加工量1360万吨,到2007年时增长到3530万吨,7年总增长量相当于建国50年的1.7倍。在多方呼吁下,国家于2004年取消了对棉纺行业纺纱能力的限制。
税收负担过重 深度挤压生存空间
“利润空间没有被完全吃掉之前,对于一些政策,企业还扛得住,眼下生存都受到威胁了,要回合理部分也在情理之中。”徐文英认为,2008年棉纺业在多年高增长后复又面临困难,是内外部环境双重发力的结果,既暴露了行业数量型增长的弊端,也让政策因素之于行业命运的重要性受到瞩目。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需求减少尽管是阶段性的,但也映衬出我们的产能相对过剩。然而徐文英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资金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带来换汇成本受损、出口退税率始终未及17%标线等因素,影响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加之出口保证金制度对企业流动资金的限制、针对棉花进口的滑准税制度,新劳动法对提高用工成本的要求,堪称困扰重重。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需求减少尽管是阶段性的,但也映衬出我们的产能相对过剩。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
调查显示,棉纺企业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税赋过重,负担率远远大于利润率。据统计,一家20万锭生产能力的棉纺企业,2006年~2008年的三年平均增值税税赋为6.7%,综合税赋8.8%,而利润率只有5.2%,形成强烈反差。2008年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其他行业平均税赋率显示,食品加工3.5%,造纸5.0%,化工3.35%,食品饮料4.5%,建材4.98%,金属制品2.2%,均低于棉纺行业。
“买的时候已经是含税价,卖的时候应该将同等税抵扣,可棉花却是个例外。”徐文英说,企业购买棉花时交付13%的进项税,制成纱线后卖出时是17%的销项税,但棉花原料部分只抵扣13%,即所谓“高征低扣”,就因为中间4个点的差价,直接增加企业每年45亿元左右的成本。
此外,政府制定的各种收费项目,有的论人头、有的论总量,未考虑不同行业间的差异、不同产业的利润率问题。如“残疾人基金”(按企业人数的1.5%安置残疾人,少一个按社平工资交钱)、“水资源费”(1.2元/吨)、“污水处理费”(0.62元/吨)、“南水北调费”(0.7元/吨)“职业病检查费”(噪音56元/人)等,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企业不堪重负。
据统计,2008年纺织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45%,比上年下降0.52%;棉纺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82%,比上年下降0.12%。总体来看,棉纺赢利状况不错,但两极分化的隐忧依旧严峻:占1/3份额的3769户优势企业共实现利润308.8亿元,与剩余2/3企业完成的8.18亿元利润相权,占到总赢利规模的97.4%。2/3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0.18%,相当于亏损。2008年1~11月,棉纺行业亏损额达51.7亿元,亏损额比上年提高了85%。
棉纺行业工人平均年收入比其他行业低得多。洛阳、陕西两地调研发现,纺织厂工人的年收入是1.1万元,其他行业的工人年收入一般要在1.3万元左右,税赋过重给企业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没有余力提高工人待遇,相应地带来了用工难的问题。
牺牲工业竞争力 并未真正保护农民利益
无论高征低扣还是滑准税,出发点都是保护棉农利益。然而据统计,2008年农民手中的籽棉价格为4.6元/公斤,比2007年的6.2元/公斤不增反降。“负担转嫁给工业也得咬着牙进口,好处落在了棉花加工厂和流通领域,根本惠及不到棉农。”徐文英简单算了一笔账:从上年9月棉花上市到次年4月,农民手里的棉花都陆续卖给棉花加工厂,加工成皮棉后再转卖给企业。棉花从农民手中卖出的价格也就是2.2元~2.4元/斤,不会因为交了滑准税而增多。
从2007年开始,国际棉价上扬,而相应的减税政策却没有到位。国际市场棉纱统一定价,不会针对国内的高棉价而有所松动,因此造成我们的棉纱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甚至反过来购买进口纱,因为有些地区的棉纱价格比国内棉花价格还要低。
针对有些舆论指责一旦进口棉花价格放开,企业就不买国产棉花了,徐文英认为这更是杞人忧天,“进口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配额是按照缺口发放的,想多买也没有配额。”
按照滑准税规则,除89万吨配额以内棉花进口实行1%的低关税,超出部分企业要多交5%~40%的高关税,进口价格越低,所交关税越多,从而使成本大大上升。数据显示,棉花进口逐年递增的趋势相当明显,2002年18万吨,2003年87万吨,2004年191万吨,2005年257万吨,2006年364万吨。尽管2007年和2008年因为国内棉花增产,进口分别跌至246万吨和211万吨,但仍然与WTO谈判数字相去甚远。
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生产能力下降,企业都不买农民的棉花,农民收入更得不到保障。目前纺织行业已有13万人下岗,农民工返乡安置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滑准税”制定的背景是国际棉价高于国内棉价。但从2007年开始,国际棉价上扬,而相应的减税政策却没有到位。国际市场棉纱统一定价,不会针对国内的高棉价而有所松动,因此造成我们的棉纱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甚至反过来购买进口纱,因为有些地区的棉纱价格比国内棉花价格还要低。2008年9~12月,巴基斯坦、印度的20支纱平均价格比国内同类产品分别便宜了4310元和3682元。
“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生产能力下降,企业都不买农民的棉花,农民收入更得不到保障。目前纺织行业已有13万人下岗,农民工返乡安置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对于国家收储272万吨棉花的应急政策,徐文英认为,这虽然也是为了保护棉农种棉的积极性,但效果不得而知,“依照美国的经验,棉花售价低于64美分,国家就直接拿钱补贴农民。否则,既牺牲了参与市场竞争的工业竞争力,又未能实现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
一面呼吁政策,一面自救突围。棉纺行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和结构优化型转变的过程中,也在对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省份进行研究,以此作为新一轮增长的基点。河南地处中原产棉区,无论原料价格、运输距离还是用工成本都比内陆更有优势,由于当地农发行对棉纺企业贷款比较支持,因而投资环境也优于沿海,2008年纱产量增长了31.2%,比国内平均增长3.9%高出一大截。
“与之类似的还有湖南。天然区位优势造就的自发增长,适度引导也有望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大本营。”再留恋过去的好日子,徐文英也深知两条腿走路的现实意义,“保存竞争力当前,该争取的一定不能放弃,该放弃的同样不能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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