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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大潮涤荡 出口企业抗击“升值风险”的能力超过预期
升值大潮曾给日本留下一个强大的IT行业;台湾的产业升级同样也是在升值之后得以实现。中国内地企业的生命力之顽强更是超乎想像。经过升值的历练,他们必将浴火重生,凤舞九天。
汇改两周年,人民币升值超过9%。出口企业基本度过“升值初体验”期。不同管理、议价、避险能力的企业逐渐拉开差距。中国产业进入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洗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再次主导生死存亡。
“末日”预言落空
“人民币升值5%,大批出口企业将倒闭、数以百万计的民工将失去工作……”,这是升值刚开始曾流行一时的预言。
一年前,就在学界为“升值影响”争论不休之时,央行已悄悄派出调查小组走访密布东南沿海的出口企业。
调查结果虽未公布,却通过各种渠道、从官员的讲话中传递出来。不同出口地区、类型、规模的企业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差很大,但总的来看,出口企业抗击“升值风险”的能力大大超过预期。
央行官员曾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比较优势的转移因素。打比方说,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的部分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比较优势转移到中国、东南亚等地。导致日本顺差减少,其余地区顺差扩大。如果中国也延续这种路子,顺差理应缩小。
但问题是,去年升值约3.3%,在中国纺织、机电等产品比较优势略有降低后,周边国家没有接过“接力棒”。比较优势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整个国家的顺差仍在增大。这也体现出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出口竞争力之强,一时还没有对手。
2006年、2007年至今,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以年增73.8%和84.6%的速度迅速扩大,月度顺差不断创出历史新高。这反映出升值的“破坏力”没有预期中那么大,企业总体出口竞争力并未下降。
升值是产业升级的契机
对于中国内地这样巨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升值的经验无从借鉴。决策必须从本国经济特点出发。对中国而言,升值不妨作为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做大做强、降低能耗的契机。
中国出口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加工贸易占半壁江山,其对顺差的贡献也超过一半。而加工贸易仅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价格、众多的投资优惠,因而受到升值影响较小;但其对产业和贸易政策反应可能更大,例如减少优惠政策、加征环保税收。合理控制高能耗类型加工贸易,减少贸易顺差,一方面能够为人民币升值“减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升级。
中国出口企业的另一个特点是企业议价能力相差很大,很多中小企业基本没有定价权。这些企业受到“升值”的冲击是最明显的,只有依靠降低成本、延长工时等办法来应对。调查显示,的确有一批这样的企业已经难以为继。
一些企业主表示,提高议价能力的一种办法就是联合起来或依托进出口公司,说白了就是靠规模效应。“这样有专人管理研究,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也提高了。”这是应对升值之道,同时也是产业升级、做大做强出口企业之道。
另外不同类型的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也不同。日元升值后,汽车制造业曾遭受较大影响,而IT业却依然生机勃勃。这与其IT领域科技研发与创新能力、技术推广和能力强有密切联系。去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受到升值影响要小于纺织等行业。推动优势领域创新能力提高、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升值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效应。
当然也有专家提出自己的担忧:在升值过程中,一般贸易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不利于民族企业的成长。但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再靠出口退税等办法一味“补贴”,而是应该区别对待,鼓励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发展。
汇改两周年,人民币升值超过9%。出口企业基本度过“升值初体验”期。不同管理、议价、避险能力的企业逐渐拉开差距。中国产业进入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洗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再次主导生死存亡。
“末日”预言落空
“人民币升值5%,大批出口企业将倒闭、数以百万计的民工将失去工作……”,这是升值刚开始曾流行一时的预言。
一年前,就在学界为“升值影响”争论不休之时,央行已悄悄派出调查小组走访密布东南沿海的出口企业。
调查结果虽未公布,却通过各种渠道、从官员的讲话中传递出来。不同出口地区、类型、规模的企业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差很大,但总的来看,出口企业抗击“升值风险”的能力大大超过预期。
央行官员曾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比较优势的转移因素。打比方说,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的部分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比较优势转移到中国、东南亚等地。导致日本顺差减少,其余地区顺差扩大。如果中国也延续这种路子,顺差理应缩小。
但问题是,去年升值约3.3%,在中国纺织、机电等产品比较优势略有降低后,周边国家没有接过“接力棒”。比较优势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整个国家的顺差仍在增大。这也体现出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出口竞争力之强,一时还没有对手。
2006年、2007年至今,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以年增73.8%和84.6%的速度迅速扩大,月度顺差不断创出历史新高。这反映出升值的“破坏力”没有预期中那么大,企业总体出口竞争力并未下降。
升值是产业升级的契机
对于中国内地这样巨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升值的经验无从借鉴。决策必须从本国经济特点出发。对中国而言,升值不妨作为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做大做强、降低能耗的契机。
中国出口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加工贸易占半壁江山,其对顺差的贡献也超过一半。而加工贸易仅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价格、众多的投资优惠,因而受到升值影响较小;但其对产业和贸易政策反应可能更大,例如减少优惠政策、加征环保税收。合理控制高能耗类型加工贸易,减少贸易顺差,一方面能够为人民币升值“减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升级。
中国出口企业的另一个特点是企业议价能力相差很大,很多中小企业基本没有定价权。这些企业受到“升值”的冲击是最明显的,只有依靠降低成本、延长工时等办法来应对。调查显示,的确有一批这样的企业已经难以为继。
一些企业主表示,提高议价能力的一种办法就是联合起来或依托进出口公司,说白了就是靠规模效应。“这样有专人管理研究,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也提高了。”这是应对升值之道,同时也是产业升级、做大做强出口企业之道。
另外不同类型的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也不同。日元升值后,汽车制造业曾遭受较大影响,而IT业却依然生机勃勃。这与其IT领域科技研发与创新能力、技术推广和能力强有密切联系。去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受到升值影响要小于纺织等行业。推动优势领域创新能力提高、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升值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效应。
当然也有专家提出自己的担忧:在升值过程中,一般贸易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不利于民族企业的成长。但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再靠出口退税等办法一味“补贴”,而是应该区别对待,鼓励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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