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越南货币汇率仍处在持续下跌的过程中。

　　编者按：就在这几个月，邻国越南正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危机：５月份，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创出２５％的新高。而股市一年来跌幅累积５６％。伴随国内通货膨胀的，是越南盾在外汇市场上的巨大贬值，人们疯狂将越南盾兑换成美元、人民币，唯恐“速度慢了，手里的钱就更不值钱了”。

　　越南曾经被描述成为世界纺织服装企业投资的乐土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理想国家，尤其是近两年中国劳动力、土地成本快速上升后，越南在中国服装企业心中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但是，金融危机来了！它会给中国的服装企业带来什么？现有的产业格局会被打破吗？在看得到的风险背后是否也隐藏着投资的商机？

　　就在半年前，东南沿海的服装企业老板们还在憧憬越南劳动力低廉的诸多好处，媒体也为他们画了一个又一个诱人的馅饼，但现在，中国转移越南的服装企业尚未站稳脚跟，突然遭遇了金融之殇。

　　随着越南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这个本来被世界期望可以接替中国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的新星，转眼就成了人们眼中的烫手山芋。

    庆幸企业“搬家”未果

　　“越南的这场危机其实我们去年去考察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料。”接到记者的电话，浙江宁波服装协会秘书长张晓峰第一句话就这样表示。他很庆幸考察回来后，由于对越南经济状况与内部环境的担忧，而最终没有下决心进行大规模的企业“迁移”。

　　去年１月和７月，张晓峰曾两次率团去越南、柬埔寨进行考察。这两次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宁波服装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据了解，今年初，我国“两税合一”、新劳动法实施、原材料成本大增、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及货币紧缩融资困难等诸多因素，令东南沿海的许多港、台资服企萌生去意，而中资企业也纷纷开始考虑选择在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设厂，其中越南是重点考察对象之一。

　　但考察回来后，张晓峰一行对越南的投资环境并不满意。据他介绍，越南当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达到每月１００—１２０美金，这与此前媒体所描述的“人工成本每月只要５０—６０美金”相差大半，尽管比起宁波当地的劳动力仍要便宜，但优势并不突出。

　　据张晓峰提供的一份《越南考察报告》显示，越南的贫富差距比较明显。在北部河内，投资政策优惠，但相关的服装产业链完整度不高，面辅料、原材料都跟不上，这是前去考察的宁波企业最担心的。而且，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目前还没有高速公路，车行速度基本控制在每小时５０—６０公里之间。而南部胡志民市相对北部要繁华很多，但房价租金贵得出奇，甚至比上海还要贵。

　　“去南边办厂，相当于把厂房搬到了上海，这样的转移有什么意义吗？而去北边，相当于兜了半个圈子，结果又回到了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晓蜂笑着做了个比喻。他认为，越南这几年确实吸引了大量资金投入，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好相关的管理服务工作。

    中西部比越南更有吸引力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产业转移是广东服装企业老板最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碰到一起彼此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你去看了吗？”而去看的潜台词便是去东南亚和中国中西部等存在成本优势的地区进行考察。但最近一些日子，广东服装企业老板聚在一起时显得有些沉默。

　　据了解，去越南办厂，广东服装企业是走得最早的，但以在广东投资的港资、台资企业居多，“他们全球投资的经验很丰富，能敏锐地捕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机。” 广东服装协会副秘书长谢继宏表示。早在２００５年，由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不受欧美纺织品配额限制，为避免反倾销，港资、台资等企业纷纷转道这些国家。

　　相比之下，广东本地的服装企业对越南的兴趣形式大于实质，前往投资的企业很少，已经进入越南的企业大多是中小规模的企业。谢继宏说，此次越南金融危机对广东本地的纺织企业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大多介入不深，而且市场都不在越南本土。但可能对想要前往越南投资的纺织服装企业老板的信心有所打击，“很多本来说近期要去越南考察的纺织企业都说不去了，大多处在观望的状态中。”

　　东莞东洋针织企业老板刘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纺织企业生存很艰难，很多都是零利润生存，因此外迁去一些成本低的地方愿望很迫切，不过他并不看好越南市场，他认为像他这样规模的企业，去越南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风险太大，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温州不少企业也与刘先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中西部的环境比东南亚更适合服装产业转移，彼此的文化、经济环境都相似，而且国家也正在大力提倡中西部地区承接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更何况，越南那边的经济环境在急剧恶化，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将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

　　“相比之下，我们更看好重庆、湖北、河南这些地方。”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张琼瑶对记者表示。

　　而谢继宏认为，湖南、江西、广西等临近广东的地区是首选对象，不过，最终企业会落脚在哪里，取决于当地政府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力度和当地的发展环境，企业担心的也有很多，比如当地政府官员的变动、未来政策的变化等诸多因素。“或许，过两三年，这种转移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