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混凝土机械网 | 发布日期：2015-12-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成为经济改革领域的高频词，也成为最高经济决策机构，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个新的思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劳动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以及资本投资效率下降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是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开出的一剂新药方，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来促进经济发展。
　　
　　何为供给侧？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强调供给侧经济改革？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放松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降低供给成本？29日，由万博研究院主办的“新供给新动力——供给侧改革圆桌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各领域的14位经济界大咖，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宋宁：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应为经济改革主线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老动力转换交替的新阶段，面临着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一个新挑战，依靠传统的增加低成本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这条路越走越窄，不仅难以为继，而且效益不高、效率不高。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填补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需求缺口，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的效率也在衰减。不仅会加剧结构性矛盾，而且走这条路还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环境资源和生态的代价，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
　　
　　针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个重要的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抓住了制约中国经济稳定和整体素质提升的关键，指明了中国当前改革发展的着力方向，同时对于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有重要意义。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激活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促进国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在微观层面，推进改革要着眼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着力激发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使各类要素能够便利地进出市场，自由地创造价值，自主地实现价值，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的动力。在宏观层面，推进改革要着眼于政府自身，着力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管理方式，打造市场主体能够充分释放财富、创造潜力的良好环境，并使各类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利于存量资源的不断优化重组，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只有不断地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才能保证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持续的提高。这一点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线。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新需求新供给来自五大软财富领域
　　
　　我们有太多的产业处于供给老化的阶段，连刺激都刺激不起来。经历五年下行，如果要使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动力，开启经济增长的新周期，必须从供给层开启结构性的改革。
　　
　　关于供给侧的理论体系有一些要点，第一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经济学和老供给经济学的最大区别是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没有创造自发需求的能力，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创造需求。新供给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怎样通过结构性改革创造这个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放松供给抑制。
　　
　　未来的新需求和新供给在哪里？来自五大软财富，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他的社会服务业。这五大软产业的财富源泉不是地球资源，主要的财富源泉是人类思维和人类活动，他们在美国的经济领域中占比达到79%，而在中国只占49%，他们的今天是我们的未来。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抛弃硬财富，要对硬财富进行转型升级。以传统汽车业为例，全美国都开着底特律生产的汽车，跟底特律汽车相关的产业，汽车装璜、汽车4S店、汽车金融、汽车广告都挣钱，但唯独底特律汽车厂商在赔钱。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两家厂商是盈利的，一家是视产品为艺术品的奔驰，一家是主打环保和时尚的特斯拉。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框架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在最近这一阶段，一些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丧失了信心：三驾马车看不到增长的动力，房地产不行了，汽车不行了，所以就论证中国的消费增长动力没有了。这是不对的，如果这么看的话，100年前美国经济早就完蛋了。人们不能只看到老供给的满足，而看不到新供给的产生，要知道乔布斯创造苹果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我国在五大软财富方面还有很大潜力，这些要素潜力统统还未发挥出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政府不能为企业过于操心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内，局部的过剩或者不足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如果是短期冲击造成全面的过剩我们用需求管理平滑。但中国是一个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是非常多的，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很多企业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规模的扩张，一旦经济向下就陷入了困境，但政府又不允许这些企业倒闭，亏本继续生产，导致企业严重过剩也无法化解。还有一些行业，政府限制了严格的准入门槛，提高了企业的开办成本。即使有这种需求，企业也没法进入或者不愿意进入，因为成本太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刺激总需求解决不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产能过剩是由政府行政干预造成的，那么解决也要靠行政手段，当初怎么批的这个产能，现在就怎么把它减下去。
　　
　　另外，在谈如何扩大或者改善供给的时候，不要谈具体的行业或者产业，更不能说具体的产品，让企业和个人自己选择。有时候我们的政府真的是为企业过于操心，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父爱主义的体现。千万别把供给侧改革变成供给侧管理，或者回到计划经济的思路，一定要避免一帮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公务员，打着供给侧改革的旗帜，来帮数千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技术生产、谁有资格来生产等。政府做的是扫清障碍，建立有利于提升效益的制度，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出现巨大波动的时候用总需求管理平滑它，微观层面的决定留给企业，留给消费者自己。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国企改革主要是解决放权问题
　　
　　现在要有三个转化，一是理论动力如何转化为实践动力，二是上层动力如何转化为中层动力，三是政府动力如何转化为企业动力。要做到这关键的三个转化，需要制度供给，需要政府放权。
　　
　　实际上，国企改革主要还是解决放权的问题，国企改革指导文件很清楚的表述了，未来要实现政企分开、政治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放开，放松管制等，另外还要加强监管，转型升级等。因此，国企改革总体上就是制度供给的问题，政府的制度调整是根本的动力。
　　
　　供给侧四个阶段与国企改革“三个一批”的要求是相吻合的，但现在关键是要针对“僵尸”企业实行“三个一批”的改革，哪那么容易，谁给钱？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亏损的80%在这六大行业，一个企业动辄就是几千上万人的规模，谁也不敢动。
　　
　　我觉得首先是要清退，要定下目标，有路线图、实施图。其次还要刺激，供给是个手段，消费才是目的，高速铁路不建的话，水泥、钢铁不行，还是要消化一部分。再次是要重组，也要加大出口消费的供给，还要提高消费和供给的水平，从这些方面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
　　
　　社科院农发所宏观经济室副主任李国祥：土地确权可能不会降低供给成本
　　
　　供给侧改革其实涉及要素，而我国农村的改革思路，是将来能够实现要素平等交换。
　　
　　从道理上来讲，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好像是来促进规模经营的，但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土地确权要付操作成本，确权到户将来流转时，又可能出现农民盲目要价的问题。所以现在农村土地确权，虽然中央政府在大力推动，但很多地方政府抵触情绪非常大，尤其是发达地区，确权会大幅提高将来土地供给的交易成本。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有些200块钱可以流转的土地，确权后要1000块钱，因此土地确权可能最终不会是降低供给成本，这是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不吻合之处。
　　
　　所以还需要配套的改革，当然就是城镇化。必须要让农民能够有机会放弃承包地，否则只是一味确权只会增加成本，对供给侧的改革很难说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从人口的角度看，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老的套路，认为把户口一放开，农民就自动进城，事实上不是的，没有一个农民愿意把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的，因为含金量不一样，农村有三权，还有很多的政策。所以说这种户籍制度改革，将来很可能要和土地政策结合起来，如果从刺激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就涉及政府出台政策让农民退出或者有偿退出他的各项权利。
　　
　　从农业供给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的农产品数量太多，价格下跌得太厉害，质量还不安全。但是现在如果不施化肥，不施农药，农民全都是亏本的。如果政府完全不管他，完全靠市场的力量，那么这种供给的转型升级完全做不到。现在我们的农产品要注重生态，注重环境，注重质量，注重资源节约，每一样都需要政府和基层一起用力，所以现在要想转变发展方式确实是很难的。
　　
　　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董祚继：推进土地审批制度改革释放要素供给潜力
　　
　　释放土地要素的供给潜力可以从五个方面归纳一下，第一还是要推进土地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快审批。现在审批的环节特别多，项目涉及35亩以上的一般耕地就要上报国务院。此外，中国的空间规划、空间用途管制分散在很多部门，土地审批涉及海洋的，海洋局要先批，涉及林地的，林业局要审，涉及城市的，需要城市规划两证一书……所以未来需要建立统一的综合审批管理制度。
　　
　　第二，现在土地供给制约挺大，所以要扩展建设用地空间，这一块潜力很大。我国的存量建设用地很多，农村有2.5亿亩，城市也有1.45亿亩，真的按照国标来用，这些用地不仅不会增加，还会减少，应该是绰绰有余，但是都没有盘活。不能人口进城了，地还闲在农村，两头占地，对中国这么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肯定是承受不了的。
　　
　　第三，遏制用地成本上升。现在我们很多改革的结果是导致用地成本大幅度上涨，这是有问题的。全国105个监测城市的地价，到三季度末，所有土地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每亩240万，商业用地达到了447万每亩，住宅用地361万每亩，工业用地也50万每亩，这些数字对企业来说不低，现在在北京要拿一块地，很多是千万以上的。为什么推得这么高？有很多本该从别的渠道出的成本，被均摊过来了。
　　
　　第四，推进土地整治，无论在城镇内部的山地改造，或是城市土地的二次开发，还有农村土地的整治，都有很大的潜力。
　　
　　第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产权制度改革，征收制度改革，潜力都很大。为什么要在农村搞改革？因为城里有适合城里的产业，农村有适合农村的产业，例如民俗旅游，城里就搞不了，只要把相对应的产业搞活了，自然有适合他的空间。
　　
　　原科技部调研室主任胥和平：投资新兴领域还缺乏更大的决心
　　
　　面对未来的变革是百年之变革，钢铁、化工、水泥、玻璃都不行了，这是一百年以前的产业。变革比我们想象得要快，到2013年新能源制造都起来了，估计在2025年前后，目前的传统能源车都不能用了，会成为纯电动车的天下，这种变革速度可能跟我们曾经经历的手机革命一样快，没有太大悬念。不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也不是企业不努力，而是世界变化快。
　　
　　所以要正确认识全世界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在一定的供给框架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平台上，东西造出来没人买。扩大需求是对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供给方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的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错位了？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有一个经典的数据，4万亿投资用于技术改造的，不到2000亿，那时我们下决心要在创新上下功夫，但更多的钱还是投向了传统产业，所以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供给侧能力一定要超前考虑，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恰恰是严重滞后。我们面对未来二三十年领域的投资里，基本上没有下太大的决心，尤其是企业界没有下太大的决心。很多房地产企业烧钱，就不往新兴产业里投。这个问题投资界比较明显，他们热捧房地产，有的时候还热捧“绿豆、大蒜”。
　　
　　五中全会讲得特别好，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三新并提。但是在产业界长期以来谈技术多，谈产业的有一些，谈业态的比较少，其实这是更加重要的。供给端的改革是经济结构端的改革而不是调整。现在我们仍然把思路放在数量调整上，不放在制度设计上，抑制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还比较普遍，所以未来需要放松抑制，让产业健康发展。总体来讲，产业政策要准，要创新技术，要转变业态，要提高效率，提高中国供给端的系统效率可能是中国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褚福灵：创新驱动与分配驱动结合为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如何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什么经济发展出现周期性波动，为什么会出现生产过剩？这些问题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是值得反思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如何解放生产力，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提高竞争力？有许多不同观点。谈几点看法，供参考。
　　
　　第一，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结合，来自创新驱动与分配驱动的结合。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既来自供给，也来自需求，既来自生产，也来自消费。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扩大需求，提高有效需求水平，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可分割。没有有效供给，就没有有效需求。没有有效需求，也就没有有效供给。供给可以满足需求，也可以创造需求。在不同历史阶段，供给矛盾单位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新产品赢得新需求，关键要为企业提供创新动力，优化分配结构。创新驱动，从供给角度看，就是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通过创新引导需求。分配驱动，是解决有效需求问题，是解决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问题。
　　
　　第二，把宏观引导与微观激励结合。宏观引导，就是要为供给提供良好环境，但必须有微观基础。微观激励，包括调动投资者，管理者与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综合举措。政府放权搞活降低了企业成本。减少审批环节，一站式审批服务，减低部分科技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税费，有利于减少成本，提高效率，激发活力。但企业在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等方面还面临压力。
　　
　　第三，全面认识劳动力成本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趋势。为什么会工资上涨？一是最初的工资起点低，二是劳动力逐步短缺。从单位职工工资来看，我国单位职工最低工资大概是平均工资的20%-30%。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大致为平均工资的50-60%。因此，我国工资保障水平并不高。劳动报酬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现行政策，劳动报酬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同步。当前劳动成本是高还是低，需要进行测算与预警。此外，社会保险是成本，也是投资，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通过缴纳社会保险费，建立保障安全网，可以增加员工凝聚力，调动员工积极性。缴费与待遇相关，要联系待遇水平综合考虑社会保险费合理下调问题。分析认为，保障劳动者待遇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增强规模效应，降低管理成本，使缴费水平适度下调。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有些东西需要政府积极引导
　　
　　未来一个产业里好的企业不一定是传统企业，苹果一开始不是手机领域巨头，特斯拉和谷歌最早和汽车领域也没有渊源，但他们成了搅动市场的鲶鱼。
　　
　　完全依靠市场是一种思路，但是要考虑中国国情，其实我们政府还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政府，一方面有些东西要放开，另一方面政府需要积极去引导，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但是也要考虑现实。比如新能源汽车近期的井喷式增长，其实和政府的扶持有很大的关系。按照目前的增长来看，“十三五”规划确定的补贴，可能不用五年就花完了，当政府发现这个市场远快于设想，很有可能会取消补贴，回归市场。从这个例子来看，政府一方面要放松对供给的限制，另外一方面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去推动供给的变化，通过这些措施来推动这样一个供给侧改革。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俞力峰：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更少的垄断领域
　　
　　我们现在讲的新供给主义跟过去讲的计划经济下的集中供给解决短缺是有根本性不同的，就像做一个面包，过去做面包添面添水，把面包发大一点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怎么样把面包做得好吃，要用好的催化剂、酵母、配方，面包都是那么大，但是口味是不一样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新供给主义要素可以这样简化地被理解。
　　
　　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整体复苏是乏力的，所以IMF提出了“新平庸”的说法，全球的全要素增长率下降，中国也必然受到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拖累，整体没有什么革命性技术进步出来。我们自己还有人口老龄化、投资受到抑制等问题。所以中央提出更多地用解决长期问题的办法来解决短期挑战，它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放弃过去以数量和规模为参数的追赶战略，调整到注重质量和效益目标上来。
　　
　　供给端的改革对央企或者对我们国有企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供给侧的改革意味着更少的垄断领域或者垄断环节，更少的市场准入的限制，更低的进入门槛，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机会，更均等的要素价格，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更强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等。这些对国有企业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它就倒逼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央企面临硬约束的情况，过去不好的或者不正当的关连交易会被追究，企业流失的利益会被追索。
　　
　　建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中国供给结构还停留在中低收入国家阶段
　　
　　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需求结构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形态，但供给结构还停留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阶段，例如农业的供给就还停留在有粮即可的阶段。随着供需矛盾愈发突出，解决问题不能简单地压缩需求，而是提高供给的层次。一是产品研发投入要增加，二是提升装备水平，三是商业模式创新，四是要保证好的市场环境，五是解决投资动能的问题。
　　
　　关于需求缺口，我们是大国，经济在一定情况下出现需求缺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缺口出现了以后，必须要考虑怎么来加以弥补，这种缺口如果不弥补，它必然反应在经济的增速上。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需求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我们主要是靠投资来弥补，最近几年投资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则要靠需求来弥补。因为出口的缺口不可能通过出口自身的加强来弥补，投资的缺口也不可能通过政府无限的投资来弥补，所以这种缺口的转移，是我们未来需要面临的问题。
　　
　　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院长徐艺泰：金融衍生品能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本身蕴含了价值观和财富观的转变。在低收入阶段，更多强调的是温饱问题。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就需要以信息、文化等供给来发掘人们更高层级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以前提到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就可以从软财富的角度统合起来，而不是以前对立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金融作为新供给的要素之一，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金融衍生品是金融软财富的风险管理手段。商品期货期权和财产保险等管理的是农产品、能源、金属等生产资料风险，能够促进硬财富的形成和保值。对应的如果把金融作为软财富，金融衍生品就是金融要素当然的风险管理工具。
　　
　　第二点，金融衍生品增加金融产品供给。我们当前的资产管理行业，策略趋同性非常强，都是股市上涨挣钱，股市下跌亏钱，容易形成羊群效应。有了金融衍生品，就可以向市场提供许多结构化新产品的供给，实现策略的多样性，减少羊群效应，稳定金融市场。
　　
　　第三点，金融衍生品降低金融产品供给的成本。金融产品主要是风险定价，如果没有风险管理，风险溢价的存在无疑将增加额外的融资成本。金融衍生品能够剥离和分散风险，从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对供给侧结构改革，从金融的角度来讲，主要是三点建议。
　　
　　第一，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市场。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按照监管机构的不同大致上划分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两个市场有一些相似的产品，但由于市场连通性差，事实上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效率的发挥。比如现在的国债及衍生品市场，十八届三种全会公报要求完善基于供求的基准收益率曲线，但商业银行作为主要国债持有机构，不能通过国债期货管理利率风险，国债收益率曲线就难以成为定价基准。
　　
　　第二，稳步推出更多金融产品。随着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入SDR等逐步推进，金融产品线还要进一步丰富才能覆盖新的市场空间，同时原有的市场抑制措施也要逐步取消，风险管理服务的范围将得到扩展。比如基础期货品种上市，原来每一个品种都要国务院审批。简政放权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新品种的上市机制可以更灵活，也能创造更多新产品供给。
　　
　　第三，以我为主，优先发展境内金融衍生品市场。衍生品交易是没有国界的。比如台湾和日本的股指期货可以在新加坡上市，英国的房价指数期货可以在德国上市。如果风险管理以离岸市场为主，本土宏观审慎监管、微观机构监管都会遇到问题。只有切实增加境内风险管理产品供给，优先壮大境内市场，才能实现更好的金融监管。
　　
　　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新供给经济学中房地产要按两个维度考虑
　　
　　跟新供给比较起来，传统供给方式既不符合资本主义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因为它集中在GDP上，其实GDP是个经济总量，却忽略了成本以及分配，留下了很多问题。按照中国的发展周期来看，新供给这个经济学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结束了单纯的GDP论。
　　
　　在房地产领域，我们在过去20年里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按新供给经济学和新供给经济学的周期来看，我们对房地产应该实事求是从两个维度考虑，房地产盖房首先要解决的还是住房，居住的需求，然后再满足投资的需求。首先要满足我们年轻人居住的需求，这个需求的市场其实按市场规律也可以说成是一个商品，先解决居住，接下来的第二套房、第三套房才是投资，需要纯粹按市场供应价计算。
　　
　　国土资源部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主任唐健：已出台多个政策发力供给侧
　　
　　近期国土资源部出台了一些政策，也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去发力，来释放我们现有的一些利用不好的存量土地。首先是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用地，针对鼓励新技术企业用地连续出台几个文件，增加了用地指标，对新产业、新业态的企业，在土地很紧张的地区加大供应。
　　
　　今后要多种方式供应土地，对一些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一次性获得大面积的土地，我们提出可以租赁，也可以先租赁再出让的方式供应土地，最后还有一些可以协议出让的方式。还有一些政策允许光伏、风力发电这些项目只要不改变现有的用地类型，就可以继续使用土地，给这种新技术企业在用地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用办相关的用地手续，不用对农民进行征地补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