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 发布日期：2013-06-18

　　我今年读过最有价值的新书是林毅夫《繁荣的求索》
　　
　　对于诸多怀疑和鄙夷，最终的事实可以证明一切
　　
　　我今年读过的最有价值的一本新书是林毅夫的《繁荣的求索》。向来不会夸大其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将之称为“杰作”。我亦有同感。
　　
　　当今经济学界有两个各持己见的学派。一个是结构主义学派，强调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认为有必要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这些障碍。另一个是新古典学派，看重市场力量，诟病工业计划。从基本上讲，林毅夫主张走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他还给他这个混合了两派思想的中间路线起了个名字叫“新结构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路线与前一学派有更深的渊源。（这个名字有点容易引起误解，但我可以想见，若是用“新新古典主义”着实有些拗口。）
　　
　　在旧结构主义的旗帜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1960和1970年代犯了大量的错误。当时盛行的做法是进口替代：发展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自产自销。许多地区快速进入了工业化，有时还相当上规模。从这个角度看，那种做法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数十年的时间里，苏联不仅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成功典范，其发展模式也被许多国家所采纳。当时在印度、非洲和拉美，计划经济大行其道。
　　
　　采取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最终无一例外地撞上了南墙。导致这一结果的问题之一是技术的落后。孤立于国际市场之外，延缓了行业知识的积累，因而导致生产力发展陷入停滞。另一个问题是财政压力。扶持行业龙头需要巨量的补贴，而政府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收入。政府于是不得不以其他形式进行扶持——提高汇率（由此降低投入成本）、控制价格、金融压制（强迫储蓄）以及行政指导。这些导致现实扭曲的做法抹杀了市场信号，不仅使重点行业，而且使所有其他经济部门都迷失了方向。
　　
　　后来，人们终于意识到进口替代政策是个巨大的败笔。再后来，尤其是19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后，新古典派的共识及其“结构调整”公式逐渐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将政府干预降至最低水平、紧缩公共开支、放开汇率、放开金融贸易、让市场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等一时成了主流观念。然而这一切也没有奏效——至少不像最狂热的新古典主义倡导者们所预言的那么奏效。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金融危机也仍然在不断发生。非洲的加纳曾经是奉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先锋。很多像加纳一样的非洲国家都突然间改弦易辙，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它们的确实现了增长，但是增速依然极慢。林毅夫说，加纳“未能实现想象中激进自由市场革命应能带来的那种结构转型。”
　　
　　当然，中国所取得的成功正是结构转型。林毅夫承认中国在其他方面尚不尽善，还需进行进一步的政策改革。但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成就也绝不是苏联式的工业化海市蜃楼。当年苏联工厂生产出的产品只能销往受其控制的市场，如果能够选择，没人会买苏联制造的汽车或电视机。中国那些外向型制造商则具有世界级的水平。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所用的品质上佳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就是在中国生产的。
　　
　　林毅夫说，快速增长无法通过任由市场发挥其魔力而自动实现。政府必须首先鉴别出哪些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较高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良好表现——要参照的不是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跨越度太大），而是那些收入差不多是自己两倍的国家。如果鉴别出的这些行业已经开始在本国起步，便要帮助它们进行技术升级，如果尚未起步，那就引入海外投资者。若是基础设施落后，难以开展业务，那么可以设立经济特区使这些问题在那里能够得到解决。要意识到试点企业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临时税赋减免、联合融资或是优先获取外汇等措施对其加以补偿。不要指望一下子关停所有没有存活能力的企业，这种事必须一步一步地来。
　　
　　不错，这些便是“行业政策”和“择优发展”等那些受到你们这些亲市场派鄙夷的观念。但我要说，对于诸多的怀疑和鄙夷，最终的事实可以证明一切。　　撰文/Clive Crook（彭博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