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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分析

林毅夫:中国改革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去扩建理论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报》 | 发布日期:2012-07-27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日前在京表示,中国进行社会经济制度改革必须要创新,与发达国家制度的接近度不能成为衡量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国外的理论不适于作为中国来制定政策或国际谈判的依据,中国学者要自主建立内部逻辑自洽,多种推论能与事实经验一致的理论,来改变被动局面。
  
  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制度不能以发达国家作判断标准
  
  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制度改革,林毅夫表示,制度的变革是需要的,但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不能以发达国家作为参考对象来判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并不在理想条件下进行转型,在次优环境下,即使想进行最优的制度变革,结果可能比原来更差。
  
  林毅夫以90年代华盛顿共识达成前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进行说明。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就是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标准,从发展中国家制度与之差距来界定哪些制度是扭曲的,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发挥的因素,然后再系统推行标准制度。但是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普遍不好,经济增长较之推行之前更慢,经济波动较之之前更高。制度变革是需要的,但是变革必须要创新。这个创新要求首先要发展阶段契合。国际上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无非就是建立大银行体系建立股票市场,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生产活动是中小型农户经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果按照一上方式进行改革,结果是80%以上的生产活动得不到金融支持。林毅夫认为,这是从华盛顿改革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恶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只有大企业才能得到金融支持。
  
  中国的金融改革并不是应该改到跟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体制,而是必须根据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能给中小型的农户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金融支持。我们谈改革,不能简单的拿国外的理论和经验,而必须结合我们的发展阶段和目前的结构特性,来进行研究。这样的政策才能真正将中国的发展潜力发挥出来。
  
  关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林毅夫表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变迁。在这个产业和经济机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当中,市场失灵是必然存在的。地方经济要发展,在一个劳动力比较密集的阶段,这个地区能不能发展就跟这个地区能不能形成产业群聚有很大的关系,而不同产业群聚需要的基础设施和这个群聚企业进驻的时间都决定这个群聚是否能形成。完全靠市场自发的话,基础设施可能没法依市场解决。即使地方政府对经济过于干预饱受诟病,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在发展自主产业形成过程中,解决了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经济高速发展。
  
  政府协调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和矛盾,跟以市场为基础形成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并行不悖,都要发挥作用。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论框架,能界定正常干预和不正常干预,然后靠社会监督,能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挥积极作用。
  
  林毅夫还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可能造成的矛盾冲突也会越来越多。
  
  国外学者的研究由于囿于资料研究或者由于自身政治需求的影响,很多时候是盲人摸象甚至是指鹿为马,而学者根据资料建立模型,只要模型内部逻辑自洽,理论模型跟事实经验一致,即可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得到广泛传播。利用外国的理论来制定自己的政策或是作为谈判依据,中国会永远很被动。中国学者亟需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自己去了解现象,自己去扩建理论,去做各种理论的推论,然后检验这些推论是不是跟事实一致。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比较全面,中国政策才有可靠依据,中国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这样的理论可以在国际上与其他理论交锋,相互辩论,相互交流,被接受。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中国还能保持8%增长潜力20年
  
  此外,林毅夫强调了了其“中国还能保持8%增长潜力20年”观点的内在逻辑。
  
  林毅夫说,现在流行的两大反驳论据都是基于历史经验主义,一是中国已经保持了9%的增长三十年,如果再保持8%的增速20年就是50年保持超8%的增长速度,而历史上没有国家实现过。二是有些国家在保持了20年超8%的增长后,当使按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现在中国已经接近这个水平。
  
  对于第一点,林毅夫说,中国已经维持9.9%的增速20年,这在历史上就不曾有过。以往发展速度证明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代表在中国不能发生。
  
  关于第二点,林毅夫表示收入占比比收入的绝对数值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潜力。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技术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到附加价值更高的阶段。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多快靠的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有多大。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前人的经验,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发展速度。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当日本在1971年和德国在1968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的时候,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的65%,但是从71年至今,美国也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即使现在中国人均收入近万美元,也只有美国收入的25%。从25%到65%还有40%的差距。
  
  现在的一万美元比以前的一万美元后发优势大很多。2008年,大陆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韩国1977年的水平。这个(比例)代表整个技术发展水平和美国的差距,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台湾地区是每年8。3%的增长,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日本51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到71年的时候达到美国的65%。台湾地区在76年的时候是美国的21%,到95年的时候达到美国的54%,韩国从71年的21%到97年达到50%。如果把这个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一半。
  
  林毅夫表示,这个潜力就要利用后发优势,而不是实行赶超的政策。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和经济的矛盾,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和矛盾。进行这个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用短周期的政策,为下次增长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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