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 | 发布日期：2012-07-27

　　政府在经济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政府与市场的边际在哪里？这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话题。
　　
　　7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这个问题被在场观众抛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和不久前刚离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重回北大执教的林毅夫。
　　
　　在这场报告会的提问环节，一名北大学生就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提出了质疑：“当前中国存在显著的腐败问题，经济发展是否一定要靠政府来引导？”
　　
　　对此，易纲的回答是，“我们的现状有很多人羡慕”，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能在30年间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是一个奇迹。但他话锋一转，随即坦言：“这位同学观察到的现象不是不存在，我认为他的观察是有道理的。”
　　
　　易纲表示，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的格局，“现象存在的原因是非常深刻的，也可以说我们谁也不能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接着，易纲坦率陈述了自己对政府角色的理解。
　　
　　政府干预经济的“度”在哪里？哪些干预是正常的干预？易纲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归纳为四方面：第一是保护产权与执法，第二是宏观调控(即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第三是社会管理，第四是提供公共服务(即经济学中公共品的概念)。
　　
　　易纲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将来做好这四点，那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就是合适的。”
　　
　　按照易纲的四点标准，今天中国政府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多缺位或越位的地方。但易纲对未来依然乐观。“在座的同学谁还有和他类似的忧虑，这是忧国忧民，这是好的”，他说“我邀请你们，将来有机会的话加入公务员的队伍。” 一时全场充满了笑声。
　　
　　有趣的是，易纲回答之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过话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政府应当扮演更多角色。
　　
　　针对易纲的观点，林毅夫补充道，“这四项作用是基础，但是只有基础还不够。”他说：“如果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失灵是必然存在的。”
　　
　　由此出发，林毅夫进一步论述：比方说，一个处于劳动力密集阶段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好不好，与该地是否形成产业群聚关系紧密。产业群聚的形成，又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与产业进入的时间的影响。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行为，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无法全部解决，还可能出现过多私营企业同时涌入的情况，不能形成产业群聚。
　　
　　林毅夫以突尼斯和智利两国为例证。突尼斯在世界银行的企业经营指标排名全球第41位，智利排在第40位。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个排名无疑非常靠前。但两国的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前者产业发展速度和创造就业速度缓慢，后者自7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没有新产业出现。林毅夫解释：“它没有解决产业升级所必然带来的问题和市场的外部性。”
　　
　　反过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与政府对地方支柱产业形成的助推作用有关系。林毅夫表示，“两只手”配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只“手”是以市场为基础，使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解决竞争和资源配置问题。另一只“手”是政府的协调，要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对于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低效率和重复建设等问题，林毅夫也承认存在这些现象。但他认为“看问题还是应该看主流。”林毅夫表示，对于可能出现的不正常干预，可以用社会监督来应对，这样才能“让政府的助推发挥积极作用，尽量避免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