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搬迁潮流，和中国希望提升经济结构的战略是吻合的，是中国经济越来越成熟的表现。

　　尽管亚洲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但对于相当多的欧洲企业来说，他们受到的压力并不显著。从中国沿海大型城市搬迁到西部，再搬迁到其他亚洲国家，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荣彼得（Piter de Jong）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对于以技术和品牌取胜的欧洲企业而言，他们反而更看重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而日益壮大的亚洲消费市场。
　　
　　劳动力格局重组
　　
　　《21世纪》：欧洲企业的全球布局如何随着经济格局变化而改变？亚洲正在重组其产业结构的道路上。他们的亚洲战略是怎样的？
　　
　　荣彼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经济格局。欧洲和美国，毋庸置疑其经济增长几乎停滞。欧洲的GDP增长最多在2%左右，欧洲企业并没有动力在这些地区加大他们的运营。美国的经济相对好一点，GDP增长在2%-3%之间，但仍然不能和5年前的情况相提并论。
　　
　　但是在亚洲，目前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在5%-10%，而且这一势头在持续。尽管未来亚洲的增长幅度不一定能保持在10%，但是接近5%的增长水平仍然是位居全世界之首的。
　　
　　因此，对于欧洲企业来说，他们自然而然要选择在亚洲地区加强他们的运营能力，为这一地区带来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欧洲起步的这些企业，许多目前都已经发展成全球布点的跨国企业，他们的股东来自全世界各地，因此哪里能够获得最高的回报，他们就会把触角伸向哪里。
　　
　　《21世纪》：但亚洲已经不是过去的亚洲。亚洲许多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使得在这一地区运营的跨国企业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全球经济低迷的时期，他们的这种挑战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在亚洲得到更好的回报？
　　
　　荣彼得：我觉得劳动力成本是一个很具有地方特色的问题，每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都不一样，由当地的具体情况决定，不能一概而论。上海的劳动力成本相当高，但是你往西200公里去看，那里的劳动力成本就低了很多，再往西1000公里的话，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就更低了。如果你愿意跨出中国，往缅甸和泰国等地去，那边的劳动力成本目前仍然是相当低的。
　　
　　去年开始，这一问题变得比较突出。三十多年前，一大批跨国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其中包括非常多的欧洲企业。他们首先选择了大型城市进行驻扎，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不高；随后，他们开始向浙江、江苏和广东一带发展自己的支脉；而现在，他们开始选择中国西部地区；如果仍然不满意当地的成本，那么他们就会离开中国。
　　
　　而目前离开中国的这些企业，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劳动力是产业中最密集的关键组成部分。但这不是一个需要严重关切的问题，因为目前的产业搬迁潮流，和中国希望提升经济结构的战略是吻合的。
　　
　　对于那些仅仅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企业来说，我觉得他们的离开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中国经济越来越成熟的标志。尽管目前仍然有许多企业看中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而来到这里，但是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也是他们进入中国的一大诱因。
　　
　　企业老总们很清楚，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巨大的购买力，因为人们是拿着自己的工资去消费的。因此我把这一潮流看成是中国国内市场成熟的标志。
　　
　　还没有哪个地方比亚洲更适合制造业
　　
　　《21世纪》：在中国欧盟商会的会员中，是否也有企业面临搬迁的抉择？
　　
　　荣彼得：也有这样的企业。他们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太高，然后搬到孟加拉国或者其他地方去。不过他们在搬迁的时候也会十分小心，因为劳动力成本是一个方面，而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也是需要考虑的一点。如果搬迁到一个劳动力成本很低但生产力也很低的区域，那还不如留在中国呢。
　　
　　因此，我发现企业在做这种决策的时候，通常需要全盘考虑，不光是收入水平，同时也是生产力水平上的比较和考量。
　　
　　这是有参照对象的。比如德国，尽管德国的工人工资很高，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同样很高，因此这保障了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也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当工人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时候，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由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问题。这对于中国而言，是自然的有利的发展过程。
　　
　　《21世纪》：尽管中国的运营成本开始提高，但亚洲整体上仍然有许多欠发达地区，可以吸收那些传统产业。欧洲传统企业如果离开中国，他们会去哪些地方？或者说，其他哪些亚洲国家会受益？
　　
　　荣彼得：目前看来，需要离开中国的企业，他们需要的劳动力是无需技术能力的人工，比如服装产业等。这些企业目前的主要去向是缅甸、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地，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企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在这些地区得到了更好的回报。
　　
　　《21世纪》：鉴于此，你是否认为在可预期的未来，亚洲的“世界工厂”定位会得到改变？再进一步说，传统产业会不会离开亚洲？
　　
　　荣彼得：不，我不这么认为。我没有看到这些产业有离开亚洲的趋势，亚洲的多样化使得他们有机会找到合适的落脚点。现在看来，还没有哪个地方比亚洲更适合制造业。尽管目前看来非洲可能是一个考虑方向，但是这个地区政治上太过分裂，不适合企业统筹运营。另外，这一地区的劳动力水平和生产效率也是个问题。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 经济体成熟的标志
　　
　　《21世纪》：离开中国的企业，是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
　　
　　荣彼得：是的，即便搬离了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消费潜力是极为看好的。因此他们仅仅是不在中国生产，但是仍然会在中国销售，甚至加大在中国的销售布局。
　　
　　但是我想要强调，目前这一部分企业在欧洲企业当中占据的比重十分小，因为大多数欧洲企业仍然是以技术取胜，他们目前没有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压力。
　　
　　同时，我们去年做的调查报告显示，上海、香港和新加坡是欧洲企业最热衷的建立他们亚洲总部的地方，我想这也反映出中国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
　　
　　《21世纪》：对于大部分以技术取胜的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壮大应当是一个好消息。
　　
　　荣彼得：的确如此。据我了解，相当多的欧洲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在中国的投资，反而加大了他们的FDI。我们大多数的会员，不是在减少他们的在华工厂，反而是不断增加他们的生产投入。当然，其中有一些会将自己的工厂从上海和北京搬迁到西部，这也是和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相符合的，但总体上工厂的数量是在增加的。
　　
　　《21世纪》：亚洲的多样化，使得欧洲企业的机会和竞争力主要会在哪些地方体现？
　　
　　荣彼得：很难直接下这样的判断，因为亚洲太大了，情况太不一样了。
　　
　　比如日本，尽管现在经济不好，但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消费市场，欧洲企业也愿意向日本出售更多的产品。
　　
　　比如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在技术上得到支撑和提升，这也是欧洲企业最擅长的地方，在可预期的未来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印度，经济增长很快，但同时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企业的市场可能要转移到那些地方。
　　
　　再比如印尼、蒙古、孟加拉国等地，仍然是适合生产制造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有不少自然资源。因此很难说欧洲企业对于亚洲的整体战略是什么，必须分门别类地讨论。
　　
　　《21世纪》：在亚洲的欧洲企业，如何和本土企业进行竞争？
　　
　　荣彼得：许多亚洲国家本土企业的竞争力的确在加强，所以和他们竞争目前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但我认为，在中国运营关键不是劳动力成本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政府补助、市场准入以及不同的税收待遇等问题，这些问题比劳动力成本更为严峻。
　　
　　但同时，欧洲企业有自己的优势：技术和品牌。品牌上，很少有本土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经营并建立起一个可以和欧洲企业上百年的名声媲美的品牌。技术上，尽管中国企业也在努力迎头赶上，但很多技术领域欧洲企业仍然牢牢占据着制高点和领先优势。